1974年春，临潼的一位农民下田打井，铁锨敲在硬物上，发出的声音有些“脆”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一锨下去，把尘封两千多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世界，直接撬开了一道口子。
坑道被一点点清理出来，一号坑、二号坑、三号坑陆续显露，成千上万的陶俑、战马、车舆，像一支凝固在地下的铁军，被缓慢唤醒。考古队员们常说一句话：“越往里走，越觉得秦人的手笔太大了。”然而，在这支“地下大军”里，有一张脸，很快把所有人的视线都牢牢吸住。
那是一张绿色的脸。
和周围那些神态各异、肤色接近肉色或已经氧化发白的兵俑比起来，这张脸显得格外突兀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它不在显眼的头排，而是藏在二号坑东北部的一支跪射俑军阵里，姿势和别人一样规整，却因为脸上那抹绿，成了整个秦陵里最难解释的存在。
有人把它叫作“绿脸俑”。
一、一支跪射军阵里的“异类”
说到绿脸俑，离不开它所在的位置。二号坑本身就和一号坑不一样，一号坑是大规模的长方形步兵、车兵混合方阵，气势恢宏；二号坑则更像是“合成军”，战车、步兵、弓弩手搭配得更灵活，结构更复杂，也更具战术意味。
在二号坑的东北部，有一支很有特点的跪射俑阵：前排俯身跪地，左膝着地、右膝抬起，双手持弓，头略微抬起，神情专注，仿佛随时准备放箭。后面还有立射俑呼应，整个阵势层次分明。
绿脸俑就跪在这支军阵中间。
乍一看，它的盔甲、发式、体型、比例，与旁边的跪射俑没有任何差别：麻花辫式发髻、束发冠、短甲、鞋口线脚，都很标准。身上的肤色，也与普通兵俑类似，只是经过漫长的埋藏和氧化，颜色略显暗淡。
真正“出格”的地方，只在脸上——从额头到下巴，几乎被满满的绿色颜料覆盖。鼻梁、脸颊、嘴唇的轮廓都在，但整体色调就是绿的。不是那种轻微泛绿，而是肉眼一看就能分辨出的“绿色脸”。
旁边的考古人员当时就有些困惑，有人忍不住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这是不是谁涂着玩了？”带队的专家摇摇头：“不要随便下判断，这种规模的工程，很少有‘玩笑’的空间。”
这句简单的回应，背后有秦代工程制度的影子，也为后面对“工匠恶作剧”一类说法，埋下了伏笔。
二、从“彩绘秦军”到“绿脸之谜”
现在走进兵马俑展厅看到的，多数是灰白或土黄色陶俑，很容易让人以为秦人就是刻意做成这种颜色。实际上，刚出土时的兵马俑，颜色非常丰富。
出土时，许多陶俑表面都带有彩绘层，有肉粉色的肤色，有朱红、赭石、褐色、黑色勾勒出的眉毛、眼睛、须发与甲片纹理，还有蓝色、绿色用于衣襟、甲片或细部装饰。只是这些彩绘多为矿物颜料，加之涂在一层极薄的生漆基层上，一旦暴露在空气中，生漆迅速脱水开裂，颜料层跟着一起剥落，有的甚至几分钟之内就卷起、脱落。
这也是后来文保人员费尽心力要解决的问题。
总体来看，绝大多数兵马俑当初的皮肤颜色，都是偏肉色或略深的棕色，符合秦军实景写实的需要。绿色，在兵俑的衣甲、纹饰上可以见到，但大面积出现在脸上、并且只涂脸而不涂身体的案例，目前仅见绿脸俑这一件。
这一点非常关键。
如果说是后期埋藏环境导致的“变色”，那么同坑、同一土层、同一批制作出来的俑，理应有类似情况。但二号坑中，无论步兵、骑兵、车兵，未见第二张“绿脸”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绿脸俑的绿色，并非散漫的霉斑或浸染，而是有明显边界的颜料覆盖，眼眶、鼻翼、嘴唇处的勾勒依然清晰，显示出当年上色时是“有意识地画”。
也就是说，这张绿脸，从工艺上看，更接近一种“造型设计”，而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。
三、“变色说”：最容易想到，却很难站住脚
面对一张绿色的脸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：是不是氧化变色？是不是土壤里面有什么特殊成分？这个猜测听起来挺顺耳，但稍微往里追两步，就会发现问题一堆。
兵马俑的本体是陶，也就是高温烧制过的黏土制品，主要成分是硅酸盐，不含大量金属。彩绘使用的多是朱砂、赭石、石绿、石青等矿物颜料。这些颜料在普通土壤环境中，经历两千多年，最常见的变化是褪色、粉化、脱落，很少会“越变越鲜艳”。
特别是绿色颜料，秦代常用的是以孔雀石为主的石绿。这种矿物颜料不至于自己突然扩散，均匀覆盖到一个俑的整个脸部。如果说是地下某种化学反应，那同环境的俑，尤其是离得很近的几个，条件相差无几，不可能独独“选中”这一个。
有文物保护人员做过观察和检测，绿脸俑的绿色层，与其他色彩层一样，紧贴在生漆之上，有明显人为涂刷痕迹，而不是后期沉积物；并且绿脸俑身上、手上并没有相同的绿色浸染。如果是地下水或某种溶液导致，通常不会只“照顾”脸，不管身体。
从材料和环境两个角度看，“变色说”基本难以成立。
这也就意味着，绿脸俑从一开始，就被设计成了一张绿色的脸。
观念上稍微转个弯，问题就变了：不是“为什么会变绿”，而是“为什么要画成绿的”。
四、“工匠出气”“色盲调错”：想象很生动，制度却不答应
有些比较“接地气”的说法，认为绿脸俑是工匠“故意搞怪”，借着这个机会发泄对沉重徭役的不满；也有人提出，或许只是上色的工匠是色盲，分不清颜色，才把脸画绿了。
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让人产生画面感，但放到秦代那一套严苛的制度里，就显得站不稳。
秦代的大型工程，无论是长城，还是阿房宫，还是秦始皇陵，都有相对完整的管理体系。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保存下来的法律文书，可以看出秦法对工匠、官吏的约束之严，一旦出现“违规”，往往不是简单罚钱，而是连坐、戍边，甚至更重的刑罚。
兵马俑本身也留有不少“管理痕迹”。有学者在俑身、俑底座、车舆下发现了刻写的小字，有的是工坊名，有的是工匠名，有的是质检官署的印记，相当于今天的“生产批号”和“验收章”。说明这些陶俑出窑后，还要经过官方层层验收，合格才能入坑。
在这种制度下，要让一件明显“与众不同”的作品堂而皇之地通过验收、布置进军阵中心，单靠基层工匠“私下搞怪”，几乎没有可能。一旦被视作“偷工减料”或“不敬工程”，后果非常严重，不仅牵连本人，还可能波及家人。
再看“色盲调错颜色”这一说。就算假设存在某位色觉有问题的工匠，他调错颜色，监工难道全都看不出来？战马、甲片、衣襟的颜色错一点可能不那么显眼，整张脸涂成鲜绿，任何一个稍有审美的秦人，都不至于认为“这很正常”。
更重要的是，绿脸俑身体其他部分的颜色，并无异常。说明负责给脸上色的人，恰恰是有意识地只在脸部使用了绿色，而不是完全分不清颜色、乱涂一气。
以秦律之严、工程之大、验收之细来看，“工匠发泄不满”和“色盲调错颜色”，更像后人一种轻松的想象，聊作谈资，难以作为严肃解释。
换句话说，如果把绿脸俑视作“失误”，那就要假定秦代整个工程体系集体“瞎了眼”。这一点，很难让人信服。
五、“少数民族脸谱”：时间对不上，逻辑也不够圆
另一种流传较广的解释，把绿脸俑看作“少数民族战士”的象征。一些文章认为，秦在统一六国之前，长期和西北的戎狄部族打交道，也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为秦效力。这些士兵可能在军事礼仪或宗教观念上与中原不同，用脸部彩绘标识身份。绿脸俑，也许就是其中之一。
这个想法，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。
历史上，秦在西陲发展，和犬戎、义渠等部族有复杂的征战与融合过程。战国后期，秦军中确实可能吸纳了部分“戎胡之士”。但问题在于：如果绿脸是用来标识族群，按理不会只出现一例。一支军阵里，一般不会只安排“一个少数民族士兵”，而且这位“士兵”还被放在阵中不起眼的位置。
更关键的是，很多人谈到“脸谱”，容易把后世戏曲中的红脸、白脸、黑脸、绿脸一股脑儿搬回到秦代。实际上，有明确记载和系统脸谱意义的戏曲艺术，大体形成于宋元之后，成熟于明清。有说法把某些脸谱追溯到北齐胡戏，那也是公元6世纪以后的事，距离秦朝至少七八百年。
也就是说，“红脸表示忠、白脸象征阴险、黑脸代表刚直、绿脸多为暴躁或怪异”这一套，是后人赋予的象征系统，不能简单用来解释秦代兵俑的彩绘。
至于“少数民族士兵脸上画彩”的习俗，目前在战国、秦代的直接文物证据，并不充分。青铜器纹饰、壁画、简牍中，也未见清晰记录说某族群士兵以绿色脸涂作为军中固定标识。
综合这些条件看，把绿脸俑解释为“少数民族战士脸谱”，缺少坚实的文献与考古支撑，更多停留在想象层面。
不过，有一点可以保留：秦军并非完全单一血统，在统一六国和经营边疆的过程中，不同地域的士兵和地方文化痕迹极有可能混在军队中。兵马俑整体以统一军容呈现，恰恰显示秦对“同一形象”的强烈追求。而在这样一个“整齐划一”的体系中，突然出现一张绿色的脸，确实容易让人想到：这张脸，是不是刻意承载了某种“特殊性”。
只不过，这种“特殊性”究竟是血缘、职能，还是宗教身份，现有材料还说不清。
六、“傩人驱邪”：相对合理，却仍有空白
在众多解释中，有一种说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，那就是把绿脸俑看作“傩人”——负责驱疫逐邪的祭祀角色。
中国古代的傩礼由来已久，有人认为可追溯到先秦甚至更早。周代礼制中，就有驱除疫鬼、祛除不祥的仪式，往往由专人扮演“方相氏”或类似角色，戴面具，着异服，有时还会佩戴夸张的装具，以示人与神、人与鬼之间的界限。到了后世，傩仪逐渐演化出傩戏，面具和脸部彩绘的象征意义，日益强化。
在一些地区传统中，绿色往往与神灵、鬼怪或异界力量相关。这一点，虽未必能直接套用到秦代，但至少提供了一个方向：在古人观念里，通过“异色的脸”，可以标识“非凡之人”。
如果把视线拉回到二号坑跪射俑阵，可以注意到，绿脸俑的姿态，与其他跪射俑几乎一样，并非单独摆出祭祀动作。这一点，乍一看似乎不利于“傩人说”。不过，也有研究者提出，军队中并非所有傩事活动都与夸张动作相连，很多时候，承担祭祀或驱邪职责的人，也需要加入军阵，象征性地“随军而行”。
《礼记》中提到周代军礼时，提及军旅之中不止有将帅、士卒，也有负责占卜、祝祷的人员。从逻辑上讲，怀着“天命在秦”信念的始皇帝，在为自己营造一支“地下军团”时，是否也会安排象征性的“驱疫人”，以护卫阴间之军？这个设想，虽然不能用文献直接证实，但并不违背当时的观念背景。
绿脸俑之所以引人侧目，就在于它符合这样一种可能：整体形制完全“军人化”，以示自己属于军队；脸部色彩却被刻意区分，暗指其肩负特殊职能。这种“既是军中一员，又有不同于常兵的角色”的设定，与“军中巫觋”或“傩人”的身份，比较贴合。
当然，必须说清楚的是，考古发掘中，并未发现明确文字说明“此为傩人”。“傩人说”现阶段仍然只是一种推断，只能说在几种解释中，相对更能自洽：既解释了绿色的特殊，又保留了秦军整体写实的风格，同时不必假定有大量同类俑，而是允许“特例存在”。
如果用一句略带主观色彩的话来概括：在众说纷纭的猜测里，把绿脸俑视作一位军中的“祭祀者”或“驱邪者”，也许是目前最不牵强的一种思路，但距离“结论”，还差实打实的证据。
七、“禁止出国展览”：保护之下的“明星文物”
绿脸俑不只是考古学界的难题，也成了公众参观中最受关注的兵马俑之一。2000年代以后，当兵马俑陆续参加国外展览时，绿脸俑这个名字时不时出现在媒体报道里，却总是附带一句——“未随展品出境”。
很多人据此展开想象，有传闻说是因为“含有无法解释的能量”，也有说是“涉及国家机密”，听上去颇为玄乎。实际上，更接近事实的原因，很大程度上在于保护。
绿脸俑的彩绘层保存得相对完整，尤其是脸部的绿色颜料，非常敏感。出国展览意味着环境转换、光线变化、温湿度波动，运输过程中的微小震动，也都可能对脆弱的彩绘层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对文物保护人员来说，一旦脱落就无法恢复，代价过高。
与其说是“禁止”，不如说是“慎重不出”。
在陕西的相关展厅里，绿脸俑被安排在稳定的恒温恒湿环境中，光照强度也经过精确控制。观众可以比较近距离地看到这张独特的脸，但与普通陶俑相比，它所承受的环境变化，已经被降到最低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绿脸俑很晚才被大规模公开展示。随着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等场馆的完善，直到2008年前后，它才逐步出现在面向公众的陈列中，之前更长时间，主要在专业保护与研究的视野里。
这种“先保护、后展出”的态度，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一个事实：在众多兵马俑之中，绿脸俑不仅造型特殊，还是敏感度极高的“重点对象”。对它的关注，不只是因为“怪”，还因为它身上保留了更多原始彩绘信息，牵扯到对秦代彩绘工艺、颜料配比乃至审美观念的进一步认识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绿脸俑成为“不能轻易走出国门”的文物，是科学评估后的结果，而不是“神秘力量”的象征。
八、在谜团和秩序之间，留下一个“空位”
把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解释梳理一下，大致是这么一个局面：
变色说，从材料和环境上难以成立；
工匠发泄说、色盲说，与秦代制度与工程管理相冲突；
少数民族脸谱说，在时间与考古证据上缺乏支撑；
傩人驱邪说，相对能兼顾工艺、制度和文化背景，但也欠缺决定性的文本或同类实物对照。
真正棘手的地方在于：绿脸俑只有一件。
如果能在其他坑或其他地区，找到第二件、第三件类似的“绿脸”，不论属于什么类型的人物，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“横向比较”来推进。眼下所有讨论，都不可避免地围绕这一件孤例展开，稍微多加一点想象，就容易滑向过度解读。
不过，绿脸俑的存在，本身已经释放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信号。
其一，兵马俑并非完全“机械复制”。虽然士兵的发式、盔甲、鞋履有统一规范，但不同俑在面部表情、身形比例、细节处理上，都有差异，这种差异体现出秦人在“写实”与“象征”之间刻意寻找平衡。绿脸俑，是在整体秩序中插入的一处“例外”，把这种平衡推到了极致。
其二，秦始皇陵的设计，很难只用“永葬帝王”来概括。地下军阵不仅是现实军队的再现，也可能是观念世界的缩影。普通步兵代表具体武力，将领象征统帅权威，而诸如绿脸俑这样可能承担特殊职能的个体，则让人隐约看到，秦军体系背后，那些与祭祀、巫术、护佑相关的层面。
其三，从考古方法论上看，绿脸俑提醒人们，在面对个别“异类”时，一方面不能轻易用现代人的直觉故事来填空，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以一句“暂时无法解释”就抹平差异。这个“解释空位”保留下来，本身就是对史实的一种尊重。
绿脸俑出现于秦始皇晚年营建的陪葬军阵中，埋藏超过2000年，于20世纪下半叶重见天日，又在21世纪初的文物保护体系下被精心看护。它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，都与当时的制度、技术和观念紧紧相连。
在数以千计的兵马俑里，它只是一个跪射俑，姿势普通，位置也不靠前，却因为那张被涂成绿色的脸，被历史、考古和公众视线反复拉回。在可以确定的事实之外，留下了一片不大不小的空白，既让人困惑，也逼着人持续追问。
对于研究秦代军制、礼制和手工业的人来说，这个谜团或许更像一道长期存在的“思考题”，暂时没有标准答案，却始终摆在那里，不断提醒人：秦始皇陵这座巨大的地下工程，远未被完全读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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